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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經濟增長源泉的變化要求政策關注點有所轉變
2020-01-06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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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會遭遇各種各樣的障礙,其中一些就是與階段性跨越相關的門檻效應。從經濟史的觀察看,不僅存在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困境的情形,更有著大量未能擺脫低收入均衡陷阱,堆積在中等收入門檻前的情形。在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擺脫的案例中,更為典型的實際上是那些處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的國家,特別是接近乃至剛剛跨進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國家,遭遇到難以逆轉的經濟增長減速,人均收入水平從而停滯不前,不再能夠向更高的分組地位攀升。在這個意義上,不妨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轉化為高收入門檻效應。(蔡文)

  把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通常會遇到的增長瓶頸問題,進一步聚焦于臨近高收入門檻時的特殊挑戰,對于認識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在這個特別的發展階段,長期形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也恰好形成交匯。圍繞著“門檻效應”,特別是中國面臨的可持續增長挑戰,需要在看似對立的經濟學文獻及其政策含義之間架設一座橋梁。雖然這并不是說需要做出經濟學范式的轉變,但是,經濟增長源泉的變化要求政策關注點有所轉變。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政策建議才更有針對性。

  無論是否明言,早期關注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通常從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出發,結合結構變革理論和人口紅利假說,因而更有說服力地解釋了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增長源泉。除了關于人口紅利的實證研究外,還有經濟學家專門以亞洲經濟體為對象,研究了產業間資源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得出:勞動力和其他要素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流動與重新配置,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研究企業間規模變化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文獻,通常得出: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成長與萎縮以及進入與退出,是超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這兩類研究之間其實是有內在關聯的。按照經濟發展規律,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從而二元經濟發展階段趨于結束,一個經濟體要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必然要回歸到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模式上。

  微觀組織有消有長、有進有退、有生有死,是一個經濟體健康成長不可或缺的生物機制。在增長源泉“低垂的果子”所剩無多、效率改善不再具有帕累托改進特征的情況下,這種創造性破壞機制尤其不能回避。因此,針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面臨的挑戰,應該按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以各種經營主體公平而充分競爭、易進能出、優勝劣汰為機制建設的目標,以改革紅利顯著性為優先順序的確定原則,在以下方向上深化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政策建設。

  首先,探索市場機制“無形的手”與政府作用“有形的手”內在有機的協同作用,需要把競爭理念嵌入產業政策內核之中,化有形于無形。為此,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創造性破壞環境,改革的總體設計要不同于強化相關部門工作的部署,真正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地位。為了把創新發展理念轉化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最重要的是在競爭領域讓所有經營主體平等進入、公平競爭,同時讓生產率低于平均水平、沒有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經營主體容易退出,從整體經濟層面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新動能支撐中國經濟增長。

  其次,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一個重點,是把中國的投資者和企業推到國際競爭環境之中。國際經驗和教訓表明,保護可以使企業暫時避免競爭,為培育幼稚產業贏得時間,因此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實施得當有其必要性。但是,這種政策持續下去卻不利于形成創新激勵,還會造成缺乏自生能力的“巨嬰”企業。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通過提高生產率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必須依靠充分競爭形成創新的激勵和可持續動力,越是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平等競爭,創新成果越會充分涌流。為此,要擴大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的適用范圍,按照全面開放原則逐漸形成自貿試驗區政策的全覆蓋。要在所有競爭性領域對國內外企業和投資者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依法清除所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局部政策和做法,維護對外開放和國內市場統一。

  再次,對那些已經取得共識,能夠創造立竿見影、真金白銀紅利的改革措施,應該按照合理的紅利分享和成本分擔原則,著力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撓和拖延,以緩解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壓力,同時推動改革向更加深入的領域拓展。改革與增長不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相反,改革紅利即通過改革提高生產要素供給能力和配置效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既有利于穩定增長速度,還能以卡爾多改進的方式支撐進一步的改革,形成改革與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最后,加大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織密社會政策托底的安全網。增長動能越來越依靠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創新、推進改革中帕累托改進性質減弱、國際競爭中與發達國家的互補性減少和競爭性增強,以及經濟全球化逆風和國際宏觀經濟不穩定,都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風險。與此同時,為了確保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不應該尋求避風港,而要堅定不移改革開放,在提高競爭力的基礎上適應在更高發展階段上的新角色。在創造性破壞中,僵尸企業必須處置,傳統產能需要淘汰,甚至傳統產業的就業崗位也應該更新,但是,勞動者必須始終受到保護。因此,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再分配政策力度需進一步加強,社會政策托底是創造性破壞環境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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